初秋,甘南藏区一年中最好的时光。迭部县宁静的山谷里,连片的青稞成熟了,织锦般闪着青黄色的柔光,沿奔腾的达拉河蜿蜒伸向远方的高吉村。
44岁的年秀站在高吉村的山丘之上。81年前,在他脚下的这方土地上,红军在内忧外困的严峻形势下召开紧急会议,为长征指明正确的方向,奠定了抗战乃至现代中国历史的大格局。年秀,这位寡言的藏族群众,正是这次重要会议见证者的后人。
1935年秋,长征的艰难岁月。9月初,党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8000余人,历尽千辛万苦离开缺衣少食的川北大草原,沿达拉河向东北方向的迭山中麓挺进。
也是青稞成熟时节,林彪、聂荣臻率领红军部队先期到达迭部高吉地区。因为没有该地区的地图,也找不到向导,电台又出了故障,他们与红军总部失去了联络,处境极为困难。疲惫饥饿的战士们吃马鞍、皮带、草根,却对当地秋毫无犯。藏族百姓看在眼里,此前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攻自破,一颗亲近的种子从此埋在心间。
随后,彭德怀派武亭等人携带电台、密码,一路急行军找到了林彪、聂荣臻部,这才恢复了联络,解了燃眉之急。后续部队到达时,由于连日大雨,达拉河栈道、桥梁已被洪水严重破坏,行军非常困难,队伍拉了几十里长,红军战士都是五个一群、十个一队地陆续向高吉集中。9月11日傍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终于安全到达了高吉。
高吉,在藏语里是八个山头之意,因村西南处有八座山峰凸起而得名。小村寨坐北朝南,依山傍水,典型的藏族搭板房依山势不规则地分布着。年秀遥指山腰间的一处房屋,那是他家祖居,至今已历百年。当年,他的太爷爷是高吉村德高望重的本教师,正是他代表乡亲们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请进了那间老屋。
中央决定在高吉休整,并于当晚发电报给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而此时,拥兵自重的张国焘却谋划了一条与中央相反的“南下”路线。困厄中的红军走到了分裂的边缘,雪上加霜。
如今,再次走进这间老屋,昏暗而寂静,一如当年那令人窒息的氛围。屋正中横一土灶,直对着灶火的屋顶上,有方窄窄的天窗。一束光穿过它斜着投射下来,照在灶前几把破木凳和一个残损的担架上。
年秀的太奶奶听不懂坐在木凳上的几个人和躺在担架上的人在激烈讨论着什么,但她清楚,他们太累了,太不容易了,于是赶紧燃起灶火。
一锅掺了野菜的杂面疙瘩汤,已是穷苦藏地最好的吃食。它让紧张的会议气氛暂时松弛下来,也让担架上重病中的周恩来恢复了些许体力。
年秀的太爷爷曾回忆说,毛主席在会议的间隙还向他询问起当地风土人情。老人家毫无保留,就连自己管理教众的困惑也和盘托出。毛主席听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供他参考。究竟是怎样一条锦囊妙计,外人已不得而知。年秀只知道,多年之后提起这件事,太爷爷仍会一边不停念叨着“红军”,一边竖起大拇指。
第二天,为了战胜张国焘错误路线,救红军于危亡,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地点仍在年秀家的这间土屋。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几十位红军首脑把原本宽大的房间挤得满满当当。
当年红军的通司(翻译)误将“高吉”读为“俄界”,历史文献中因此记载为“俄界会议”。这次会议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它产生了长征史上三个重要文件:《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和《为执行北上抗日告同志书》。
这三份文件,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退却主义、军阀主义、反党和分裂红军的错误,明确了红军北上的路线和目标,为长征最后阶段顺利北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高吉村所在的迭部县,藏语里意为“大拇指”。红军正是在这里“指”明了未来的漫漫征途。
“俄界会议”还确定成立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为全军最高军事领导核心。如今,“五人团”成员的雕像就静静矗立在老屋的一旁。那里已经修成了一处纪念“俄界会议”的广场。
站在广场之上,眺望达拉河对岸,两棵挺拔参天的白杨树格外醒目。年秀和乡亲们都说,老人们口口相传,那里就是红军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的地方。大树之下,红军首脑向广大指战员传达了“俄界会议”精神,宣读了《为执行北上抗日告同志书》。如今,两棵白杨周围,成千上万的油松、云杉笔直而立,正像81年前在此整装待发的红军战士。
松杉之间,一排排崭新的二层藏楼鳞次栉比,那里有年秀的新家。老旧的祖居作为“俄界会议”旧址,在2006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帮他在不远处建起宽敞明亮的新家。他和爱人冷草也被聘为“俄界会议”旧址的管理员,每月拿一千元工资。
太爷爷、太奶奶与红军的故事还在流传。现在,年秀自己也当了爷爷,平时小孙儿跟他一起看守旧址,听他给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往事。年秀的想法很简单,“要把这段历史传下去。” (北京日报记者 巩峥 李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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